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于丹”现象分析

◎张涛甫


  于丹现象近日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俨然成了吊起公众胃口的媒体事件。十博士的联名讨伐,更是将于丹推向了舆论风暴的中心。于丹现象被吵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很难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对正方、反方作简单的判定。我们认为,该事件究竟有谁胜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舆论事件背后的意义。
  
   于丹现象火爆的社会原因何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用来解释于丹现象是恰当的,于丹现象的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起作用。众所周知,近3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从原先的“总体性社会”向市场化社会转型。在“总体性社会”社会中,超强的国家功能抽干了社会功能,社会系统被高度政治化、国家化,致使社会功能严重萎缩,整个社会系统硬化板结,失去了正常的运作机能。这一整齐划一、大一统的“总体性社会”形态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它最终把社会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与这一社会结构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大全式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套意识形态观念是“总体性社会”的文化“胶水”,它把社会各阶层、各部件联结起来,把社会整合成一个统一整体。这一高度整合的意识形态系统拒绝人们的世俗化欲求,其所有价值符号指向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由于这种道德理想国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根基,它可以强固于一时,但很难坚持长久,一旦破灭,就会带来整个国家精神系统的集体性“雪崩”。
   后来的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艰难转型。改革者采取审慎、务实的渐进策略,把悬在半空中的国家慢慢地沿着经济轨道导入地面上来,让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系统实现软着陆。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告别了原先的道德乌托邦的理想,经过痛苦的精神蜕变,慢慢调整国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们放弃了乌托邦,学会直面现实,开始了痛苦的思想转轨。但是,急剧升级的现实力量迅速又把刚刚落地的人们冲到另一个极端。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欲望的释放,原先那些被严重压抑的世俗欲望迅速喷发出来,一时间,原先的那套沉重、谨严的观念紧身衣很快被撕破了,被撕得千疮百孔。随之而来的,拜物教开始迅速生长蔓延,物欲膨胀,私欲横流,社会失范,社会理想的缺失,精神领地大面积流失。人们失去了精神寄托,何以解忧?惟有娱乐。于是乎,举目所及,到处莺歌燕舞,娱乐之风大炽。媒体也推波助澜。报纸、电视、网络,几乎所有的媒体,欢乐总动员,将娱乐进行到底。处身于其中的人们,沉浸在暂时性的忘情欢乐之中,借助娱乐来稀释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但这样的娱乐只能让人快意于一时,一晌贪欢之后,漂泊的心灵并没有得到安顿,现实中的苦闷仍然没有解决,内心的心结并没有真正被解开。外部的变革甚巨,人们的内心却跟不上外面的节奏。浮躁、困惑淤积得越来越多,长期积压在心中,仅靠娱乐只能是饮鸠止渴,娱乐不能解决内心的归属,使人的精神得以安顿。人们的内心深处,仍在渴望中一种东西,虽然只是莫名的渴望,但在这种渴望却在与日俱增。正在这时,于丹出现了,她的《论语心得》一出,立即击中了人们心中的那根敏感的神经,触及到人们心中最软的地方。由于人们心中的那份渴望长期得不到满足,饥渴难耐,一旦有解渴的东西出现,就会一窝蜂地扑上去。如果认真追究,于丹的《论语心得》并不精致、深刻,甚至有不少“硬伤”,正是这些瑕疵引起了一些学者、博士们的较真讨伐。但是观众才不理会于丹所说的《论语》有没有硬伤,有没有歪曲经典的原意。在饥渴难耐的观众看来,于丹的“心得”能够冰释他们心中积压已有的困惑,符合人们的心理逻辑,满足了人们的价值饥渴。至于这些“心得”是否在知识层面上正确,倒在其次。此乃于丹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所在。
  
   为什么需要《论语》?
   为什么人们舍近求远,对几千年前的孔子经典发生如此的兴趣?是经典的魅力所致,让它能够穿过漫长的时空阻隔进入当下中国人的内心?还是现实中的理论、价值资源不足以解释当下人们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论语》藏有中国文化基因,它产生于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智慧风格。《论语》的特点有:一是从人生态度看,《论语》反映的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入世态度,即便有挫折、有失意,但不消极,不厌世。主张在进、退之间保持一定的迂回和弹性,既不汲汲惶惶,也不自闭、遁世,在达、穷、进、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人生的滋味和智慧恰恰在这种张力中得以释放与体现。二是从人生智慧看,《论语》充满了对人生、生命的感悟。言语之间,充满浑融的智慧,我们很难用一维的线索把这些饱蘸了人生况味的话语串起来,表面上看,这些语言是散乱的只言片语,缺乏系统逻辑。但正是这些无中心的言语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因为人生是浑然一体的,很难在知识论、价值论上做截然的分解。《论语》的真、善、美是水乳交融的,很难分清彼此。《论语》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酵母,时间愈久,其味道就越醇厚。
   但《论语》后来不断地遭遇意识形态的利用。经过多次的辗转阐释以后,离它原先本色的精义越来越远,曾有一些知识精英试图突破意识形态藩篱,试图找回失去的孔子,但多以失败收场。及至20世纪,孔子遭遇毁灭性的打击,现代知识精英在批判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孔子的时候,把真正的孔子也一起抛掉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另外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也遭遇了同样的合法性危机。及至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转型,随之,市场意识形态的泛起,中国人本来就没有成型的思想观念系统被彻底打碎了。因此,分崩离析的思想观念迫切需要整合起来,形成文化认同和思想共识,但现实语境下,缺乏一套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念将七零八落的思想碎片和文化细屑聚合起来。在现实语境下,我们不乏经典,但这些经典由于没有足够的统合力,它们不能将散乱的人心拢在一起。无奈之下,人们掉头转向历史,向历史求助。在遥远的历史尽头,人们找到了孔子。虽然时间越过了两千多年,世道沧桑巨变,但中国人对于人生的体验还存在诸多共性,而现实语境下的知识资源不足以深入解释当前人们遭遇的人生问题。现代知识爆炸式的增长,给当下的人们解释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具,但在解释人的自身问题方面,现代人并没有比古人多做多少。当代人们转向历史,走近孔子,恰恰说明了人们对当下知识、思想资源的不满。
    
   知识分子在巨变时代里如何作为?
   在于丹现象中,需要检讨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角色。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语境下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会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前途和方向,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妥当,可能会是社会之福;反之,如果定位不当,可能酿成社会灾难。就以孔子来说,孔子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乱糟糟的时代,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作为知识精英中的精英,孔子凭借他强烈的济世热情以及非凡智慧,出来收拾残破的河山,重整坍塌的纲纪。《论语》问世,为天地立心,对当时的重大社会、人生问题作了精到、深刻的回答,为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归依。孔子的思想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他的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终极意义,从而奠定了其至高无上的文化经典地位。后来,中国进入漫长的“中世纪”,专制政治驯化出奴性文化,孔子的思想不幸被利用,统治阶级利用孔子思想来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证明,利用孔子来控制知识精英。知识分子被围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中,无法自拔,只能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苟延残喘,无论在盛世,还是于乱世,知识分子都走不出封建庙堂的思想围城。即便有少数知识精英试图突破禁锢,也多以悲剧而告终。
   到了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渐渐获得了世界视野,纷纷去“西天取经”,学习用西方现代知识来解释世界,也尝试用西方思想来解释中国的人生问题。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被视为反动的东西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于是,科学主义大炽,知识分子被迅速裹挟到科学主义的怀抱,他们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也用一套科学主义的知识进行阐释。如今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技术化、专家化、学科化,被嵌入一个个分割了的学科笼子里,他们满足于对外部、局部的解释,但无视人的内心生活的要求,他们的知识和思想与生活的相关度越来越小。“如果某种哲学与生活失去相关性(relevance),就一定缺乏意义,它可以随便是什么,人们也就可以不经心地对待它甚至不理它。因此,只有切身性的问题才真正非面对和思考不可的。”①世界什么问题最重要?人的问题要紧。如果知识分子只是埋头研究外部、局部性问题,不把他们的研究与人的生活、命运相连结,那么,他们的研究将会在大众社会中失语,会在社会思想领域失去了影响力的。如今,知识分子的思想声音越来越微弱,只能听到他们在小圈子里隐隐私语,却听不到他们在社会中发出响亮的声音。社会信仰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的信仰滑坡,知识精英都失去了精神自信,那么大众如何自信得起来?如何重新建立起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联系?知识分子如何回答社会巨变造成的人生问题?如何填充由精神危机造成的价值真空?这一系列的问题已经尖锐地凸显出来。此前,知识分子还怪罪大众的愚昧和势利,批评社会大众不理会知识精英的一片苦心,不能理解知识分子惨淡经营的价值理念。如今,在厌倦了低层次享乐的大众回过头来需要精神食粮的时候,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并不能提供解饥止渴的精神食品。知识精英由于长期在自己的象牙塔中繁衍知识,不通地气。他们在概念中生产概念,在逻辑中繁殖逻辑,知识生产严重书卷化,与现实问题关系并不密切,不甚关心人生、生活问题,不太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即便关心,关心的方向、方式也不对路,距离社会期待甚远,因而遭到社会的普遍冷落。
    
   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大众?
   于丹现象给当下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知识、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是媒体的主角。在印刷媒介时代,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时代娇子和社会脊梁。那个时候,知识精英控制了知识生产,也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但到后来,随着媒体的世俗化、商业化,知识分子的工具化、体制化,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开始疏离起来。在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浪潮四处蔓延,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知识精英不再能够呼风唤雨,他们纷纷风流云散,不是被工具化、体制化,就是被边缘化。总而言之,失去了集体发言的机会。在媒体中,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而知识精英的声音则渐渐衰弱下去。本来,社会转型、道德失范,恰恰最需要知识精英的积极作为,可知识精英却面临着集体性的精神疲软,缺乏思想建设的勇气和能力。长期以往,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生活的极度贫困。当前,媒体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中的调味品和开心果。媒体以娱乐大众来换取人们的关注和市场利润,大众在无奈之下靠媒体来取乐。而知识精英却游离了生活中心,远离了大众生活的焦点。偶尔有少数精英在媒体上露脸,也被媒体规则折磨得变了模样,失去了知识精英自己的立场和魅力。时下,大众媒体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倒真的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了。在许多知识精英眼里,媒体就是媚俗的代名词。他们不屑于介入,但他们惨淡经营出来的作品,如果没有媒体的推广、传播,只能待在深闺无人识。目前知识精英的处境比较尴尬:一是知识精英对社会重要问题的兴趣以及发言的能力越来越弱。知识精英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建设缺乏公共性,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敏感比较弱,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介入的能力也不够强,致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品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知识精英们的思想越来越小众化,仅在狭小的同人圈子内循环,局限于“内河”徘徊,走不到广阔的“公海”里。再者,知识精英在公众里传播思想的能力严重不足。在媒介化社会中,离开大众媒体这个重要传播管道,知识精英不能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中去。但现实的问题是,媒体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而知识精英则需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和风格。二者之间,如何平衡与协调?怎么做到既能利用媒体传播知识精英的思想,又不被媒体规则所控制?就成为摆在当下知识精英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易中天曾经提出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的“三对接”策略,实际上对于很多学者而言,这只是一个奢侈的梦想,甚至连易中天自己也没有真正做到。他的成功存在很大偶然性,更何况他采取挠大众痒痒的媚俗策略,并不是知识精英们对社会发言、对大众发言的正途。
    
   于丹凭什么成功?
   首先,于丹的聪明体现在她对世道人心的敏锐。前面我们说道,世道的巨变造成了人心的变化,于丹敏感地感受到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准确地把握到普通大众的精神期待和人生困惑。她的敏感是一个社会心理医生的敏感,她知道当今社会中人们心中的困惑。李泽厚对于于丹现象是这么评价的: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不平衡。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真情难得,人际关系淡漠,每天都在计算金钱这些都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感觉更加贫乏。没有宗教,没有寄托,为人处世没有准则,生活意义没处寻觅,等等。于丹适应了这种需要。②于丹纤敏的人文触角及时地捕捉到了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准确地把握时下人们的心里期待。因为她把握得精准、到位,掐到了社会心理的穴位,她就成功了。其次,于丹对自身的定位的处理得也很恰当。如今,知识分子不可能充当社会思想文化的立法者。不仅于丹不能,就连那些思想有成的大学者,在当今中国也不能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定义者,像孔子那样为社会思想文化进行立法,在当今社会中已几乎是不可能。如今的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个阐释者,能做到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就不容易了。因为如今的社会已经复杂到很难让任何一个知识精英作出整体性回答的地步了。同时,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对整体社会发言的能力。如今的知识分子要对社会发言,也只能扮演阐释者的角色。于丹的聪敏之处在于,她并不把自己狂妄地定位在立法者的角色上,仅把自己定位在阐释者的角色上面。面对社会巨变中的人的困惑,她并没有建构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进行阐释,而是借助经典来阐发自己的“心得”,她的这一策略无疑是很聪明的。再者,于丹的聪明在于,她善于利用媒体时代的传播管道,充分放大自己的声音。假如没有中央电视台这一国家电视台的超级传播管道,于丹的声音能够传遍中国吗?显然不能。作为传者与观众的中央电视台,它具有无与伦比的传播能力,没有这个特殊管道,传者与受众之间还是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实现很好的思想文化交流。于丹的聪明就在于她在恰当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管道,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悟有的放矢地传播给了嗷嗷待哺的观众。有人戏称于丹是文化“奶妈”,此话虽然不甚高雅,但的确是十分恰当的。
   同样是知识精英,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成功,偏偏于丹成功了呢?论学术成就,有很多学者远在于丹之上,于丹并不是专业的《论语》研究者,为什么于丹成功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于丹对于传媒规则、特别是电视传媒规则的谙熟,使她能够从容驾驭电视媒介。有人批评她为了讨好观众,把学术的尊严下放到了媚俗的地步。在《论语心得》中,于丹的确有取媚、屈就受众趣味的成分,但总体而言,于丹并没有整体性地下沉,放弃精英立场。她的有些解释方式可能过于世俗化,但她所解释的问题却是严肃的大问题。如何在媒体与自身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进行平衡,将俗与雅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在技术上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当下语境下,处理得很到位的确不易。但是,于丹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动作。
    
    
   注释:
   ①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②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黄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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